我要投稿   新闻热线:021-60850333

张郎郎:步履不停,用童心面对岁月与艺术

时间:2018/2/9 18:21:53

来源:东方网教育频道    作者:陈乐 楼丽莎    选稿:夏荔

张郎郎形容自己是德国经典小说《铁皮鼓》里那个抗拒长大的孩童。他曾经历过最深刻的绝望,也曾感受过人性最真挚的温暖,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,他拒绝被悲观腐蚀,在困境中寻找真实和美,坚持以孩童般的纯真去绘画、写作,是一个天生的“盲目乐观主义者”。

WDCM上传图片

张郎郎,1943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,我国知名美术设计家、作家、自由撰稿人。他是共和国国徽设计者、绘画大家张仃之子,母亲陈布文曾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。1968年,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;同年,遭遇了巨大的人生苦难。此后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、院刊编辑;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,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师等。

曾有媒体用“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这句话形容张郎郎,赞美他虽经历过苦难却仍然以一颗童心面对岁月与艺术。在张郎郎看来,面对人生的坎坷,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,实际上他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归功于他天生的乐观与纯真。

虽然不是一直活跃在画坛的“职业”画家,张郎郎却从未停止过创作。张郎郎如今的许多创作都是对他儿时绘画作品的“翻版”。

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张仃的美术天赋,也遗传了母亲陈布文的文学才能,善于把文字中的诗意带入画中,并延续了父亲张仃“毕加索+城隍庙”式的现代立体主义绘画风格,用艳丽的色彩与随性的线条打造出富有童真的“文人画”风格。2017年7月8日,“一个文人的‘从心童画’:张郎郎个展”(下称“从心童画”个展)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,张郎郎展出的绘画作品没有一味迎合市场的审美需求,是基于他个人经历和对艺术的热爱而进行的纯粹创作。2017年也是艺术家张仃诞辰一百周年,这个展览也是张郎郎对其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 

“文人画”风格的形成

张郎郎整个童年都生活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大院里,那时院里几乎所有小孩儿都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,但父亲张仃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学习绘画,所以张朗朗最后选择了北京市第四中学。据张郎郎回忆,中学的那段时光,他虽然没有接受系统正规的美术学习,但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以及兴趣使然,他把课本的每一页都画满了图画,他说,“虽然从未受过科班训练,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,画画这件事可一点都没被耽误”。

提起童年时光,张郎郎记忆犹新,他称赞母亲不仅是优秀的文学家,也是一位很好的教师。那时,每当暑假他的母亲陈布文就会给家中的孩子讲《简爱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等世界名著。

他印象最深的童年回忆是全家参与一起办家庭杂志。当时张家人会轮流当主编,每周“出版”一期家庭杂志。主编选定主题,统一使用16开大小的纸张分给大家进行创作,无论是画漫画、写诗、写文章等形式都可以,最后主编统一收集起来,选择一个人的作品作为封面,再把它们装订起来。杂志制作完成以后,他们一家人会在一起阅读、点评。张郎郎回忆,直到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念大学时,这个游戏还在继续,他还会邀请大学里要好的朋友一起参与。当时家中还会定期举办晚会,节目包括诗歌朗诵、歌唱表演、乐器演奏等。他说,“我和我的亲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生长,我们从未停止过创作。而我同时受父亲与母亲的影响,觉得这些文化艺术相关的游戏比其他游戏好玩。”

“文人画”是张郎郎给自己绘画的定义,他用简朴的表现方式,表达了一个文人对生命的虔诚和敬畏。在中国古代,“文人画”也称“士大夫写意画”“士夫画”,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,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。与一般的画家画、院体画、禅画或政教宣传画不同,“文人画”并不求工整与形似,也不讲求目的与价值,只是随兴所至,表之笔情墨趣,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。也就因为具有文心、诗情、画意,才被命名为“文人画”。张郎郎说,从美术批评家角度来看,“文人画”不完全符合绘画的定义,尤其在西方,人们大多会把“文人画”与插图混淆,但在我国有这样的绘画传统,所以“文人画”就变成介乎文学和美术之间特殊的一种绘画形式。

因为家庭关系,张郎郎从小就在文艺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接受熏陶,母亲的写作与父亲的绘画都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说,“当我绘画时,画中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叙事性,或当我写作时,文字语言里也会产生画面感,它们相辅相成。”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,张郎郎的“文人画”中既有艺术色彩的形象表现力,也拥有文学故事的内涵。张郎郎回忆,当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时,父亲张仃从巴黎带回了大量的西方画册,包括毕加索、马蒂斯、莫迪里阿尼等。他立即被西方现代派绘画浓烈的色彩与艺术观念所吸引,加上20世纪60年代前,父亲创作的一批“毕加索+城隍庙装饰风格”绘画作品对他也影响深远。张郎郎如今的绘画风格是对父亲的一种延续、纪念,也饱含着他对童年的回忆、对生命的热爱。

 

探索发现世界的美

“在路上,我们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。”美国作家杰克·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系列文学作品曾在20世纪6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张郎郎,但影响他的并不是书中“垮掉的一代”那些消极、愤怒的情绪,而是书中的主人公们追求理想的精神以及朋友间珍贵的情谊。在当时,他热爱文学、迷恋艺术,渴望去探索发现世界的美,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张郎郎与他的朋友们把这些文学作品当作他们生活的准则,作品里的遣词造句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风格。他的文学作品《宁静的地平线》中有一篇散文叫做《迷人的流亡》,张郎郎形容,“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表达的是,并不是别人一定要放逐我,我自己也愿意流亡。人要处在不断的变化中,去不同的地方,和不同的人探讨生命与艺术或者是自己最简单的感受,对我说来都是一个莫大的收获。”

20世纪60年代,张郎郎创作了一系列与西方现代诗相结合的绘画作品。据他回忆,那时高尔基写了一篇小说《丹柯》,讲一个名叫丹柯的人为了让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,把他的心拿出来变成火把,举在手里,当时他觉得这个片段特别有画面感,就画了出来。张郎郎告诉记者:“当别人问我为什么非得画这样的?我说这本身能感动我。”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热衷于读诗、写诗,戴望舒的女儿当时和他是同班同学,她从家中带来一本戴望舒翻译的《洛尔伽诗集》。在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诗中,张郎郎也读到了清晰的画面,像有名的诗句“黑小马,大月亮”“红月亮,黑小马”,按照常理,我们肉眼能看见的肯定是马比月亮大,但在诗人的眼中月亮比马大,这些文字画面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艺术联想。张郎郎说,“戴望舒当时翻译洛尔伽的诗《西班牙宪警谣》中有一句特别美——‘在这白金的夜里,黑夜遂被夜色染黑’。我又觉得很像中国古诗,十分贴合我们的语境,导致了我在后来的绘画创作中一直追求着诗意的文学性。”

 

随风而飘的行吟诗人

张郎郎的朋友甚至家人都评价他是一个随风而飘,游走型的人,他形容自己是行吟诗人或者漫游画家。在香港,他曾当过专栏作家,生活平稳而安逸。张郎郎对世界充满好奇,为了保持一颗童心,他不停接触新鲜的东西。他有一个纯粹至极的想法,“人一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,如果你只停留在原地,那段时间就等于没有人生。”同时,张郎郎兴趣十分广泛,他是古典音乐黑胶唱片发烧友,平常画画、写作时都会同步播放古典音乐,观看电影和话剧也是他闲暇时光里最爱参与的活动。张郎郎认为,这些爱好并不互相矛盾,与他的艺术创作也都有契合的地方。“但我逐渐发现时间的宝贵,会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应酬。我喜欢与自己相处,觉得生活十分丰富和愉快”。张郎郎这20年一直生活在华盛顿,那里有很好的博物馆,其中有很多他喜欢的画家的原作。张郎郎震撼于那些古老的原画保存良好并且颜色鲜艳、厚重,他还发现了毕加索几张颜色特别鲜亮的画实际上不是油画,而是用油漆画的,这给他了一个启发——画作最关键的是最后呈现的效果,前面的手段不重要。

除了作家、美术家,张郎郎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是教师,这是他在海外工作中的职业。张郎郎表示,自己真正能传授给学生的也是绘画和写作这两件事,他的教授方式十分简单,就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他是怎么做的。张郎郎说,有些理论可意会不可言传,固定教法效果并不理想。

曾有媒体用“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这句话形容张郎郎,赞美他虽经历过苦难却仍然以一颗童心面对岁月与艺术。在张郎郎看来,面对人生的坎坷,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,实际上他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归功于他天生的乐观与纯真。张郎郎说,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生命中有高潮也有低谷,也有重复的曲线。虽然我的生命曲线变化幅度比别人更大,但反过来想我也占了很大便宜,别人没有机会体验这样极端的感受。人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,在告别的时候你能记住的一定是你希望记住的事,那些印象中美好的世界。

 

东方网教育频道  陈乐 楼丽莎